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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德治礼治法治考论
2019年08月29日 10:56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作者:江畅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Rule of M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Rule by Virtue,Etiquette and Law in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作者简介:江畅(1957- ),男,湖北浠水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62;上海大学社科学部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价值论。

  原发信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20191期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传统治理方式是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德治、礼治和法治是人治的三种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德治是根本,礼治是为了实现德治,而法治则是礼治的补充和保障。传统治理方式从作为人治的德治,逐渐走向了作为人治的非德治(礼治)。导致这种境况的根源则在于人治,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理方式,必须变“人治”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于“法治”的“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ule of man and the rule by virtue at first,and then there was the rule by etiquette and the rule of law.The approach of traditional governance was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rule of man,the rule by virtue,the rule by etiquette and the rule of law.Rule by virtue,nile by etiquette and rule by law are three main ways of rule of man.Among these three ways,the rule by virtue is the fundamental one; the rule by etiquette is to achieve the rule by virtue; the rule by law is the complement and guarantee of the rule by etiquette.The traditional way of governance had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rule by virtue as a rule of man to the rule by non-virtue(rule by etiquette) as a rule of man,hut it failed.The root cause of this failure lies in the rule of man.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is way of governance,we mast change the rule of man into the rule of law in the modem sense,so as to achieve the organ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by virtue in the system jointly controlled with the values of the mainstream of the society.

  关键词:中国传统价值观/人治/德治/礼治/法治/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the rule of man/the rule by virtue/the rule by etiquette/the rule of law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伦理研究”(16JJD720016),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传统价值观及其现代转换”(18FZX050)的阶段性成果,上海市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峰学科建设计划项目资助。

 

  任何一种系统的社会价值观都包括规范体系部分,这部分是用于对社会进行治理或进行控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种规范体系就无法维持正常秩序。中国传统价值观这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也考虑到了所有可能运用的手段,当这种价值观现实化为社会实际的价值体系时情形变得极其复杂。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看,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其中人治和德治是贯彻传统社会始终的;礼治在西周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此后没有多少发展,但一直发挥着作用;而法治是春秋战国时代自楚国有了成文法和李悝撰写《法经》开始逐渐获得发展,《唐律疏议》标志着传统社会的法治达到了它的最完善形态。这四种治理在传统社会协同发生作用,共同维持传统社会的秩序和中华文明的延绵。在人类历史上,人治、德治、法治在别的国家民族都存在过,礼治,特别是完善的礼治体系,也许是中国特有的,而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自远古以来就结合在一起,这可以肯定是传统价值观在现实化过程中体现出的一大鲜明特色,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一、人治与德治

极速时时彩  人们对“人治”有种种不同的理解,通常把它理解为“贤人政治”,这种理解并不准确。从人类历史看,“人治”主要是指君王一个人的统治,而这种统治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来表达有两种基本形态,即“王道”和“霸道”。“王道”是君王主要诉诸道德或道义的力量来教化百姓,使他们能够贯彻自己的治理意图;“霸道”则是君王主要凭借武力或强权的力量来强制百姓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主张这两种人治的思想家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西方主张“王道”的典型代表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他所主张的“哲学王”就是认为只有哲学王才能诉诸德性的力量实现社会的善治;而赤裸裸主张“霸道”的则是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他主张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君王可以不择手段。中国主张“王道”的主要是早期儒家,他们主张君王通过修养德性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内圣才能外王;而主张“霸道”的典型代表是法家的韩非,他主张君王应该运用“法、术、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但是,从中国远古开始,人们普遍认同的是“王道”,儒家思想继承和弘扬了这种传统,使“王道”思想广泛深入人心,其影响直至今天。

  传统价值观所主张的“人治”是一种“王道”之治,是“圣人”之治,是道义之治。因此,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就与“德治”联系起来了。或者说,传统价值观主张的“人治”体现为“德治”。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文献多有记载和表述。《尚书》开篇“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尧典》),讲的就是尧以德性和德行治理天下。《周易》“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乾卦·象传》),也 是讲君子包括君王要以德仁民爱物。

  孔子非常赞同尧舜以德治天下,尊称他们为“圣人”,而且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一方面,他要求君王对民众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只有这样民众才会因知耻而守规矩。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君王本人要德性高尚,要像尧舜那样成为圣人,认为只有这样对民众导之以德才能有效实施统治。这就是他所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孔子的这两方面思想在孟子那里都得到了发挥。孟子进一步强化君王自身必须仁义的意义。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同时,他还大大发挥了孔子以德治国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观点和系统的仁政学说。如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同上)

  孔子孟子都明确主张,只有德性高尚者才能当君王。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孔子这里是讲,政治的成功关键在圣贤之人,有这样的人政治就兴旺,否则就会衰败。因为民众对于政治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为政者要像蒲卢(一种土蜂)取桑虫之子以为己子那样,化养他民以为己民。在他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修身以成仁。孟子更明确提出“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在他看来,如果不仁之人当上君王,会导致一系列后果:“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直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

  儒家思想家关于人治应为德治的论述很多,从以上所述就已足见其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充分体现了自远古以来的人治即德治的传统主导观念。从这种基本精神可以看出,传统价值观的人治观念就是德治观念,两者是完全一致、相互依赖的。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德治是人治的内容,人治是德治的载体,它们谁也离不开谁。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们不能将传统价值观的人治观念理解为“力”治,更不能将其理解为君王随心所欲,无法无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一种人治虽然可能在中国远古时期存在过,但自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一般认为,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是夏朝的建立。夏朝的第一位天子是大禹,大禹是一位与尧舜大致齐名的圣王,但他以后的历朝历代君王再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圣王。夏商周三朝的开国君王虽然为孔孟所尊崇,但在孔孟看来,他们并未达到尧舜那样的圣王高度。至于以后一直到清朝被推翻,甚至再也没有出现像夏禹、商汤、文王那样的贤王,更不用说尧舜那样的圣君。

  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是一种宗法制与王权制相结合的结构,王位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根据这种制度,无论君主之长子有德无德、有才无才,都必须由他来继承王位。那些无德无才的长子继承王位后会导致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致家天下的王朝统治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非嫡长子的嫡出或庶出兄弟就有了抢夺嫡长子王位的理由或口实。这些抢夺王位的兄弟也并非因为自己德能超群而大多是出于权欲才抢夺王位的,他们一旦将王位抢夺到手马上又会面临着与嫡长子同样的挑战。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政变频发与此关系甚大。

  导致这种情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并非王族内部的争权,而是王族外部的人通过武力夺得王位。他们夺取了王位后面临着合法性的问题,因此他们往往打着替天行道的名义为自己篡夺王位辩护。在春秋前,他们在替天行道的名义下号称“君权神授”。例如,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时发表的誓词中历数了商纣王种种罪行之后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尚书·泰誓上》)意思是上帝佑助民众,为他们立了君王,选了百官,因为所选君王能够辅助上帝,爱护他们的百姓。秦汉开始,各朝代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夺取王权后,再也不能以称“君权神授”为自己辩护,于是他们一方面靠武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基本沿用旧制旧例,开始了新一轮的从兴到衰的循环。

  无论是上述两种途径中的哪一种途径夺得王权,他们在占据王位后实行的都是人治。但是,他们的人治并不是传统价值观所谓的德治,而基本上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力”治,实行的实质上是霸道,而不是王道。当然,在历代君王中也不乏像刘恒、李世民、康熙那样的开明睿智君王,但也不乏无德无能的昏君、庸君、淫君、懒君、暴君,即便是那些开明睿智的君王,也不充分具备传统价值观对君王所要求的德与才。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价值观的作为人治的那种德治方案并没有真正变成现实,相反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那样一种人治:即他们随心所欲,各行其是。虽然他们也可能会受到惯例、礼制的限制,可能会运用礼制、法制以及道德来治理国家,但他们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君王却是悉听尊便。那些对他们原本有一定约束作用的礼制、惯例、道德等,一旦他们不想遵循,通常便没有真正的约束力,一般不能够通过一定的规制按程序更换君王。任其下去,其结果等待他们的往往是被家族内部的人废黜、谋杀丧失王位,或者被家族外部的人推翻。历史事实证明,传统社会人治的结果是社会动荡不已,战乱周期性地发生,民众在王朝内部的相互倾轧和周期的王朝更替中苦煎苦熬地挣扎,而最直接的悲惨结果往往是君王及其家族的毁灭。

  传统价值观的作为德治的人治虽然看起来仁爱有加,温情脉脉,但实际上它在传统社会中不可能现实化为实际起作用的价值体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人治,即力治。不可否认,君王嘴上讲仁义道德,讲仁政,也总有些“仁民爱物”,并表面上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但最致命的问题是他们虽然从小就读圣贤之书,一开始也许立志要成为内圣之王,但真正登基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维护王位的压力,他们的志向慢慢消退。他们既难以持之以恒地实施真正的德治、仁政,环境也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也没有这样做的能力。这就是传统价值观的德治观念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不能真正实行的症结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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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江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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